风雨沧桑受降路

   

○张文明

      在漯河市的街道中,最让人难忘、最令人扬眉吐气的,不是历史悠久的老街,不是商业红火的马路街,也不是昔日名噪一时的牛行街,更不是今朝光彩夺目的泰山路、黄河路,而是不宽、不长,亦不甚起眼的受降路!

      “受降路”,顾名思义,是见证日本侵略者投降而国人以作纪念的一条马路。这条路,东起对着火车站老货场大门口的煤市街,西至当今的五一路。甭看它是一条当年侵华日军筑成的一条土路,那条路上又没有像样或高大的建筑,但在小城的历史上,却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:抗日战争胜利后,日本无条件投降。在遣返回国之前,命令无所事事的投降日军,整修坑坑洼洼的竹木街,以作为投降交接仪式的地点。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,作为战胜国的中国,在全国设立了十五个受降点,漯河受降点是其中之一。漯河为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,专门建起了受降亭,树起了受降碑,并把一条街命名为“受降路”。

      我到漯河的时候,日本已经投降。据说“老日”是在指定的受降路缴械投降的。受降碑立在煤市街和老街交叉口,正对着当时名为“郾城”火车站的出站口,是个亭子式的建筑。幼时我家住在煤市街中段,影影绰绰记得,我还爬上街心受降亭上玩,但不知干什么用。后来,煤市街南头失火,烧了大半道街房子。迨至大军南下时,受降亭因为是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戴季陶书写的“受降亭”三个颜体大字,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歭题写的《攘夷颂》碑文,有碍大军南下,拆了。从此,那个亭子和那通纪念碑,消声匿迹了。

      说起受降路,我的印象中有一个打蛋厂,位置当在受降路东头,青砖灰瓦,一拉溜堂屋。与众不同的是,墙根脚不高处,有着照看鸡蛋的圆洞洞。院子很大很深,院子里常见有打碎的鸡蛋壳子。听大人讲,收购来的鸡蛋,由一些妇女借着日光在墙圆洞上照一照,看看有没有靠黄和坏了的,坏的挑出,好的留下。打的鸡蛋,蛋清、蛋黄两下分开。主要要蛋清,留作制造什么东西用;蛋黄使用价值不高,稀巴烂贱地卖给人摊鸡蛋饼。到底是不是这么个说法,少小无知,权且当真。不过,打蛋厂大门口一旦竖起写有“开磅”二字的牌子,过不两天,那些挑着竹筐卖鸡蛋的挑子,有如潮水,就会从四野八乡、周边城镇赶来,从受降路摆起长龙。最多时,拐个弯儿,摆到了煤市街的中华路口。万一哪天不“开磅”了,半道街的“鸡蛋挑子”都束手无策,只好就地处理,价格低的一如卖面,一角钱,能买上一二十个鸡蛋!当此时也,大街上卖的鸡蛋饼,跟蒸馍同价,一斤一角六分钱。因此,那时的大街小巷,流行着一种“鸡蛋换盐,两不找钱”的生意。

      距打蛋厂不远,亦有一家大院,也是一色的青砖小瓦房。我不知是什么单位,仅记得进门有一影壁,影壁上画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志,背面书着楷书“业精于勤”四个大字。国民党溃退后,那影壁没有了,住进了解放军。我到二完小上学时,路过那里的临街瓦房,就会听到屋里有一种“滴滴答答”的电报声,说不准是不是漯河当时的电报局?

      再往西走,是“二完小”,校长为李腾龙,教导主任为唐宏勋,教师有傅小几、胡文明、李超等。同学有张云龙、唐桂卿、范桂英、李伯良、陈德周、郑铁民、贾国庆、王金斗、窦霞仙等。起初为初小,后来成完小,即今日的受降路小学。校门前路南,是个大水坑。临街有一座青砖小楼,是老师宿舍,楼梯在外,浑砖砌成。临近校门,是个不高的土讲台。台子右边,树着高高的国旗杆子。旗杆西边,有供我们跳高、跳远的沙坑。升国旗时,哒哒滴哒地吹着洋号。中间是个大院,院内植着榆柳槐柏等杂树。校内教室,皆为起脊的单层草、瓦房。那时,我由“东旭”转到二小,背着个用碎布条拼接成的书包,携着个一尺来宽的石板,屁股后挎着个小板凳,一路叮叮当当走去上学。开始,教室内没有桌凳,一二年级全靠自备。因此上课时,娃娃们都是摘下书包,坐在自己的小凳上听讲。需要写算的,就在石板上用石笔写画;用过,衣袖照石板上一抹,擦掉。今天看来是不讲卫生,然而在只有老师才用粉笔,小黑板尚不知为何物的年月里,学生个个穿的像个要饭花子,有个如斯的小石板,也算不赖了!

      二完小正西,是一条狭窄的蚰蜒土路,再往前走,曲里拐弯,抵达河堤,则为通往大高庄的渡口。

      一年夏天,学校翻修,我们临时挪到北隔壁的“红十字协会”上课,才有机会一睹里边的真面目。那个院落不大,但树木阴翳,花草扶疏,布局紧凑。座北朝南的厅堂,门前铺着青砖甬路,较起我们破漏的教室,可谓大气恢弘。高耸的砖墙,将个敞朗的大厅衬托得格外高大,室内铺着青色方砖,门前漆着红色的廊柱,与院内的花木相映,倍显肃穆、浑厚、雄伟。如斯的建筑,令我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孩子,看得俩眼发呆。以至于在那里上的第一堂课是什么,都没一点印象!

      解放前的受降路,毕竟没给我留下多少好印象。虽说那里也有一二家大门楼,门前墙上用白石灰抿成的一个个圆圈,上写着斗大的汉字,或为转运公司,或为车马店,但多空落落的,生意萧条。有时约同窗到大院玩耍,里边除了几间大房屋外,也就没有什么建筑了。再往里走,甚至没有像样的围墙。我们翻过几道颓圮的墙头,就到了沙河岸边。解放后,漯河有名的“刘胡兰搬运队”,即市人称之为“胡兰队”——女子搬运队的,就设在当今山河宾馆那一片。

      受降路原名竹木街,原来是卖竹竿、售木材的场所。这跟如今专卖拆迁下来的旧门窗、椽子檩条、破木板的市场有点类似,但没有今日的规模。大多的是,在茅屋门前竖起几根竹竿,地上撂几块人工锯的木板,招徕主顾。这种情况,稀稀拉拉,从东到西,能占路南半条街。而最为集中的,当数在织薄街(后改为自由街)交叉口处,竖起的竹竿木板,密集得象桅杆,直插蓝天。

      淮海战役胜利后,解放军大军南下。原本受降路上的空落大院、转运公司……都住进了部队。整条街,不,包括煤市街、中华路等街道,都住满了解放军。炮车、马车、吉普车……整日络绎不绝。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,在受降路东口,第一次见到了电灯!有生以来,我看到的全是灯盏里放捻子、灯草的油灯,熏黑鼻窟窿的煤油灯,赶马车使用的风灯,元宵节的走马灯……就是没见过不添油、不怕风吹的电灯。那晚天黑,驻扎在受降路路南的解放军,在紧靠煤市街的交叉口处,安放了一台嚓嚓作响的发电机。发电机上空,临时扯了一个玻璃灯泡,有一士兵拿着搬手,在那里这瞧瞧那摸摸,又是添水,又是倒油。不大工夫,那上空的玻璃灯泡象个红虾米似的,发红发亮,引来大人小孩观看。原来,这就是当时最先进的电灯!

      1949年,我上了二完小。进入金秋的一天下午,老师不让我们上课,带我们去了南广场,即今日的双汇广场。那时,广场是一片空旷的荒地。座南朝北,用木棍临时搭起个台子。台子离地不高,左右和台后,用木杆和黍秸薄夹着避风。台上由市里的头头宣布开会。我们的队伍离台子较远,我又排在队伍的后头,偏偏那天刮起强劲的北风,又无任何扩音设备,听不清台上的人讲着什么。一些市里来开会的人怕冷,瞅个空,溜了。由于广场四周无任何建筑物,只在远远的地方用席圈了个厕所,因此有的人假借方便,也偷偷地溜走。会场上的人渐渐稀少,我们就往前凑,直至快到台下,方听清台上人讲话。原来今日是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”!接着,台上砰砰啪啪燃起了鞭炮。大会结束,老师也没领我们整队回校,我们这些孩子就跑到台子边,拾那地上没有响的炮玩。

      从此以后,我一路踢着街上的石子上学。从那围在校门口卖玉米花的,卖冰糖、薄荷糖的,售毛笔、大小字本的,卖放大尺、字帖的,打糖豆、赚红鸡蛋的夹道中,步入教室。放学后,走出校门,即作鸟兽散。我常返回学校的坑前,加入“打水漂”的人群,看那撇水的瓦块,蜻蜓点水般画出一、二、三……个涟漪,飞向对岸,沉入水中。当然,后来也看全市垃圾在这里填坑,终于将其填成了平地。

      抗美援朝时,我捡烟头攒烟丝,希望卖了好捐献飞机大炮,慰问最可爱的人。那日在受降路上,我正弯腰捡起一个烟头,不妨正好被走来的先父撞见,毫不犹豫地在我脸上“啪”地扇了一掌。我抬头一瞧,见是老爹爹站我脸前。原来,父亲不知道我的用意,在错怪我偷学吸烟!当他知道错打我了之后,为弥补内疚,破天荒地掏给我一千元钱(即今日的一角钱,可买十个茶鸡蛋)让我捐献。后来,我小学毕业,考上了二中……

      一晃几十年过去,昔日的受降路小学,如今面朝了交通路。不知不觉,受降路没了竹木营生,没了“胡兰队”,没了草趴趴,没了颓圮和空闲地。渐渐地亮起了电灯,扯起了电话线,建起了高楼,盖起了面粉厂……今非昔比,再也不是旧时的模样了!